2、河殤影集的主題訴求放在史學和報導文學的天平上有何得失？為什麼？
Answer：
史學和報導文學的特性是什麼？定義是什麼？兩者間的共同點、相異點之關係為何？河殤影集的主題訴求是什麼？因此用了哪種角度來陳述？我想這就是這個題目裡所需要闡述的答案，底下先分別來探討他們間的關係，最後再總結討論河殤主題定位的得失。
就史學來說，他具有「過去性、複雜性、真實性」三種，因為歷史是發生在「過去」，而經由史家盡量客觀地將「複雜」的史事「如本質般地呈現」（著名的史家蘭克說的），希望表現出其「真實」的一面。這其中便觸及了歷史最基本和最引人深思的問題：一、主、客觀；二、事實與歷史事實的問題。
另一方面，報導文學的特性是什麼？亦曾在新聞與文學界引起了討論，目前大致認為「報導文學是非虛構性但具有小說情節的文本，用密集的採訪，眾多的瑣碎描寫，站在第三人稱的觀點去剪接場景與場景間的連續。」這樣的定義，讓報導文學的創作，融合了戲劇手法、文藝創作、倡議改造社會的方向。
而影像的力量正可以為報導文學帶來助益，因為與媒體影像的結合，觀者能產生更直接、深刻的印象感受，誠如吳乙峰的記錄片、何經泰的工傷攝影，便是直指人心的陳述著所要報導的。由此我們便可發現一個極具趣味性和討論性的議題：「報導文學者的筆、史家的筆和紀錄片攝影者的鏡頭，這三者的主、客觀問題」，報導文學是「非虛構性的小說文本」，史學是希望「如本質般地呈現事實真相」，紀錄片則是「用無感情鏡頭拍攝人、事、物的某個面向」，雖然這三者都是人製造出來的給人看的，不免帶有些許的個人主觀，但這三者都是希望能夠「客觀」地呈現出某種「事實」，事實上，即使製造者沒有添加一絲的主觀，觀看者亦會有主觀的，我想這就是他們的共通性。
羅曼‧維希尼克一輩子所拍的幾乎都是冷門的顯微攝影，在二次大戰前夕，他花了四年的時間，走了五千英里、拍了五千多張的相片，為後來幾乎被希特勒滅絕的東歐猷太人留下記錄，不為什麼，只因為他體內流的也是猶太人的血。 這就是人性。「攝影為人間目擊者，是一種報告性及記錄性的工作，它要傳達人性的課題，瞭解和關心是照片所要表現的重點。」這是國際攝影中心（I.C.P）所推動「關心攝影」的主旨，而維希尼克正是I.C.P的委員。史學、報導文學和紀錄片也應該如此，本乎人性的關懷，但是不應是氾濫的抒情。若非如此本乎人性的真理，《史記》何以會成為中國最偉大的史書和文學名著呢？如何生動活潑呢？
蘇曉康先生在＜呼喚全民族反省意識---電視系列片《河殤》構想淺談＞裡所說的：「在改革的大題目下來做黃河的文章，使這一電視片的播出，成為一次對民族歷史、文明、命運的全面思考…我們不能改變自己皮膚的顏色，就像我們不能改變黃河的顏色一樣。然而，我們卻必須重建中國人的文化、心裡結構。這將是一項極為艱巨複雜的文化、哲學系統工程。」
相較於過去因誤解蘭克的「科學派史學」之發達，而給予人那種「歷史是冷冰冰」的感覺，我們是可以理解為何《河殤》偏離了「冷冰冰」的感覺，甚至它過於感性以致偏離理性了，太過哀傷和憤慨而有所偏執了，這是因為它的主題訴求背負了太多的人、太久的歷史之故。因此我們可以說《河殤》是點點滴滴的「歷史」和「人」的情感累積成果，或許亦因為承受不住那沉重的情感而潰堤了，這樣的《河殤》主題訴求放在史學和報導文學上來說，它的內容必定無可避免地會犯了過於情緒化的缺點，但也由於其主題和內容的深刻性，而引起了廣大的回應和討論，所以我個人認為，就《河殤》主題訴求和呈現方式放在史學和報導文學的「形式定義」來說，它是有明顯的缺失的，但就史學和報導文學的「最初根源」及「最終目的」來說 － 本乎人性、終於社會、民族、國家，該說它是成功的。
3、有學者指出諸國歷史缺乏里程碑式的變化；又有學者認為中國封建社會為「東方專制」，「有超穩定結構、「亞細亞停滯、「朝代循環」的現象；但也有人提出中國歷史悠久、無間斷及詳密或者有「再生」的優美特點。請加以討論，並提出你個人的看法。
Answer：
大體來說，不論是「東方專制、超穩定結構、亞細亞停滯、朝代循環」等的觀念，皆是西方對中國的歷史研究，或是受到西方之研究的影響下所提出的對中國歷史的看法，就「東方專制」來說，美藉漢學家魏特夫（Karl Wittfogel）沿用了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說法，而提出了影響深遠的「東方專制主義」理論。他認為在像中國這樣的東方社會，社會生產方式並沒有像馬克思所說的那樣經歷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奴隸制，封建制和資本主義社會」等不同的階段，而是一直停留在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水平上。他稱亞細亞生產方式亦叫做「東方專制主義」，也就是說，中國傳統社會從周朝開始到20世紀為止，並沒有經歷過所謂的奴隸制，封建制和資本主義，而一直是以東方專制主義為特徵的亞細亞生產方式。這種中國式的東方專制主義社會的特徵有以下幾點：
第一，這種社會是一種「水利社會」（Hydraulic Society）, 也就是說，中國的水利工程十分艱巨，所以必須要有勞動力，生產資料，科學技術和管理體系的高度集中才能完成這些水利工程；
其次，正因為這種高度的集中，造成政治權力的集中和專制，所以中國社會一直就是專制；
第三，這是這種君主制，造成生產資料，如土地，江河等等，完全歸皇帝所有，真正的土地私有沒有出現；
第四，東方社會只有皇帝控制下的貴族，並沒有相對獨立的貴族階級；
第五，東方社會的政府對國家的經濟實行壟斷；
第六，東方社會沒有法律，專制君主意志就是法律；
第七，東方社會的專制特點具有十分強烈的穩固性。
這是由西方人的眼中所見到的中國歷史社會情況，先不從小地方挑毛病，就其西方的觀點來看，此種「東方專制」而造成「超穩定結構、亞細亞停滯、朝代循環」的見解當然是非常深刻有力的，尤其對於民國以來一股崇洋的風氣中，更是批判舊日中國一針見血的理論根據，然而，中國悠久豐富的文化豈可以「封建專制」來一言畢之！因此有人即提出了中國歷史悠久、無間斷及詳密，或者有再生的優美特點。究竟何者正確呢？底下便來探討一下。
實際上，我們都知道西方的封建與中國的周朝的封建是不一樣的，而西方所謂的專制與中國的專制亦不大相同。因為即使是封建，中國逐漸地走向以士紳知識份子為主的社會，社會上下層是可流動的，而非固定不變的體制，因此，即使皇帝權力再大，都仍有所限制的，若專制得太過分、政府危害到百姓生存利益，往往會引起「天怒人怨」的，因此便可能需要輪到下一批行政團隊來為政，這不是和民主社會中的選舉類似嗎？不過中國各朝代的第一任皇帝選舉，是需要經歷一番奮鬥就是了。
政府是以官僚權力金字塔機構。其中堅部分是儒臣（中央及地方各級官僚）。
它的下面是辦事機構和人數眾多的吏員。它的上面是皇帝。此外，皇帝還帶來兩個旁支系統：皇室貴族和宦官。皇室貴族包括皇室宗族和外戚，宦官是內廷服務人員。這兩部分人並不是一體化的國家機器的職能部分，但由於他們是與皇帝關係最密切的人，所以他們也能幹預、參加國家大事，當然亦可以成為亂政的主角。
一般說來，一個新王朝開始建立時，官僚隊伍較小，而且較廉潔，機構效率也較高。但隨著時間的流逝，機構和官員越增越多，冗官濫吏就像官僚機器中的廢物那樣，越積越厚。最後，造成官僚機器生銹、腐壞。其中背後失敗的操控者亦參雜了皇帝、外戚、近臣與宦官。
而由於儒家、陰陽家、道家、佛家等宗教文化思想的影響，每個王朝末期，當民怨沸騰之時，社會、知識份子輿論便會有王朝天命喪失、氣數已盡、五德終始的改朝換代、賢人明主將起的想法。這時，全國性的農民起義、革命、戰爭便會掀起洶湧澎湃的巨浪，巨浪後即又是一個安穩逐漸茁壯、鼎盛與衰老的朝代。
因此才會產生「再生」和「超穩定」兩者正面和反面的觀點，但卻又具有相似重心的看法。
由許多書籍我們可以知道和歸納出，這種穩定又悠久的情形，與中國傳統秩序的三個面向之核心有極大的關係，此三者即是社會、政治、文化。社會結構的核心是安土重遷的農民，政治制度的核心是承受天命的皇權，文化體系的的核心是儒家三綱五常之禮教、道家自然無為之天道、佛家解脫圓融之佛教，而儒釋道在中國是逐漸融合、相互滲入的，同理農民亦可以讀書成為禮教士紳、起義成為真命天帝，因此三個面向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這就是為何中國歷史特別穩固、悠久的原因。
由錢穆先生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可以知道中國的歷史並不是沒有變，而是有許多漸變、緩變、甚至劇變的，因此在《國史大綱》中他便說：「中國歷史正如一場音韻悠揚的琴聲，而西方則是幾場硬地網球賽」，或許有人喜歡打硬地網球賽，喜歡爭強鬥勝，甚至以此來否認我們琴韻悠揚的好處，我認為這樣是不對的，就我來說，爭強鬥勝偶爾為之可以活躍身心，而琴韻悠揚不是可以提升心靈境界、行禮樂教化嗎？「再生」不是更符合自然宇宙之道、佛家圓滿之理嗎？不是說六道輪迴嗎？不是說耶穌復活嗎？人類不也會復歸塵土而再生嗎？他們再生是要繼續爭強鬥勝嗎？目前雖然科技進步、物質享受提高，但是社會國家相互競爭、人性各種卑劣性日見…等社會、政治、經濟問題，這「硬地網球賽」的「爭強鬥勝」結果難道是我們要嗎？因此，我們的確該對我們的音韻悠揚的歷史帶有溫情與敬意的。
4、顧詰剛疑古學派史觀的建構與清末民初以來的學風有何關係？是否違背了對歷史「溫情與敬意」的態度？
Answer：
清末民初，是中國劇烈變動的轉型期，如李鴻章所言，這是「兩千年未有之變局」。中國自古以來，百姓基本所求者不過溫飽（在＜梁惠王＞篇中，孟子曾言：「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這看似平凡，其實正是千千萬萬老百姓的基本生活需求！），而在鴉片戰爭之後，朝野所求者又多一項，那就是不再挨打，兩者影響所及，便是「救亡圖存」，避免挨打、不再挨餓，是為救亡；求得溫飽、轉弱為強，則是圖存，在這樣的原則與要求之下，出現了廣大深遠與多方面的改革。
自鴉片戰爭以來，在政治上，中國試過立憲、革命、復辟、保皇、共和；文化學風上出現過中體西用、傳統至上、全盤西化，在此危急存亡之際，史學界也出現很大的震動與震憾，這就是所謂的革新思潮，新思潮造成了新史學，新史學受了西方蘭克學派的影響，影響所及有兩方面，一是對從前史料的認定，二是現今對史料的運用，前者如梁啟超在《新史學》與《中國歷史研究法》評論中國舊史是「斷爛朝報」、「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吾中國國家思想，至今不能興起者，數千年之史家，豈能辭其咎也」；後者如胡適提倡的科學方法（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王國維的「兩重證據法」，這些方法的擴大和推廣，發動了對歷史全面性的懷疑 ─ 疑古、考證、辨偽、爬梳，而影響深遠的，便是顧頡剛先生主編的《古史辨》，這標誌了疑古學派（又稱古史辨派）的誕生。
而疑古思潮的主要缺點即如李學勤先生近年所指出的：「疑古一派的辨偽，其根本缺點在於以古書論古書，不能跳出書本上學問的圈子，無法進行古史的重建。…在今天不能不平心而論，它對古書搞了很多『冤假錯案』。」結果在當時是否定的方面過度，例如最為人所詬病的「大禹是一條蟲」之說法，故當時疑古學派之缺點，就是建設的方面不足，造成了古代歷史文化的很大空白。
如此看來，顧頡剛先生疑古學派推翻了許多千百年來眾人所信仰的儒家經典和傳統古史體系，甚至因疑古過頭而導致民族歷史虛無的情形，是否違背了對歷史「溫情與敬意」的態度呢？由他晚年所作的《頡剛自傳》中我們可以探之一二。顧頡剛先生說：「現在一般人不瞭解我，但將來必有真知余者。」對照一下《史記》中描述的孔子：「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似乎可以發現，顧先生的疑古學派之最終目的一定不僅是想否定、破壞古史罷了。因此對於時人或後人對於他的批評，他說：「四十年來，為余辯論古史，不知中了幾多明槍暗箭。…『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老子》之言洵有人間經驗在也。」由此更可確定，他辯論古史是有一種更深層的意涵在內的。而對於被批評的缺點他也是知道的，故他說「《古史辨》的工作確是偏於破壞的，…《古史辨》的工作還該完成，將來地下發掘工作一定大發達，也必須將古書整理了才容易把地下實物和書籍記載相印證，從兩重證據法上作確實的考定。」、「《古史辨》希望在我死後還繼續出下去。」
實際上，疑古學派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有些成就不論是現在還是將來，恐怕都是難以推翻的，例如後來以考古學為基礎對古史的全面、科學、計劃性的考察，藉此來重建中國上古史、重新審視中國文明史、從多個角度全面地探討文明起源問題，取得了顯著的成果。這些都是疑古學派的「破」之推動，才有後來的「立」之成果，由此可知，顧頡剛先生的眼光實在是遠大的，成就實在是偉大的，而他竟然能夠承受的住許多前人、後人的批評和罵名，更是值得我們敬佩與學習的，因此我們可以知道，他對歷史「溫情與敬意」的態度實在是比許多人都深厚、強烈的，只因為那「敬意」藏在破而後立的「後立」裡，故那「溫情」很少人能夠感受到罷了。相較起來，當前台灣的政治人物借歷史作為政治工具，那些政治人物實在是可惡的，那些選民實在是可悲的，而台灣的未來更是可嘆的。又或許不然，難道那些政治人物不是另一個顧頡剛先生嗎？事實究竟如何？將來都會證明在歷史裡的，而現在不需要我們為「未來」辯解。
Answer：
史學和報導文學的特性是什麼？定義是什麼？兩者間的共同點、相異點之關係為何？河殤影集的主題訴求是什麼？因此用了哪種角度來陳述？我想這就是這個題目裡所需要闡述的答案，底下先分別來探討他們間的關係，最後再總結討論河殤主題定位的得失。
就史學來說，他具有「過去性、複雜性、真實性」三種，因為歷史是發生在「過去」，而經由史家盡量客觀地將「複雜」的史事「如本質般地呈現」（著名的史家蘭克說的），希望表現出其「真實」的一面。這其中便觸及了歷史最基本和最引人深思的問題：一、主、客觀；二、事實與歷史事實的問題。
另一方面，報導文學的特性是什麼？亦曾在新聞與文學界引起了討論，目前大致認為「報導文學是非虛構性但具有小說情節的文本，用密集的採訪，眾多的瑣碎描寫，站在第三人稱的觀點去剪接場景與場景間的連續。」這樣的定義，讓報導文學的創作，融合了戲劇手法、文藝創作、倡議改造社會的方向。
而影像的力量正可以為報導文學帶來助益，因為與媒體影像的結合，觀者能產生更直接、深刻的印象感受，誠如吳乙峰的記錄片、何經泰的工傷攝影，便是直指人心的陳述著所要報導的。由此我們便可發現一個極具趣味性和討論性的議題：「報導文學者的筆、史家的筆和紀錄片攝影者的鏡頭，這三者的主、客觀問題」，報導文學是「非虛構性的小說文本」，史學是希望「如本質般地呈現事實真相」，紀錄片則是「用無感情鏡頭拍攝人、事、物的某個面向」，雖然這三者都是人製造出來的給人看的，不免帶有些許的個人主觀，但這三者都是希望能夠「客觀」地呈現出某種「事實」，事實上，即使製造者沒有添加一絲的主觀，觀看者亦會有主觀的，我想這就是他們的共通性。
羅曼‧維希尼克一輩子所拍的幾乎都是冷門的顯微攝影，在二次大戰前夕，他花了四年的時間，走了五千英里、拍了五千多張的相片，為後來幾乎被希特勒滅絕的東歐猷太人留下記錄，不為什麼，只因為他體內流的也是猶太人的血。 這就是人性。「攝影為人間目擊者，是一種報告性及記錄性的工作，它要傳達人性的課題，瞭解和關心是照片所要表現的重點。」這是國際攝影中心（I.C.P）所推動「關心攝影」的主旨，而維希尼克正是I.C.P的委員。史學、報導文學和紀錄片也應該如此，本乎人性的關懷，但是不應是氾濫的抒情。若非如此本乎人性的真理，《史記》何以會成為中國最偉大的史書和文學名著呢？如何生動活潑呢？
蘇曉康先生在＜呼喚全民族反省意識---電視系列片《河殤》構想淺談＞裡所說的：「在改革的大題目下來做黃河的文章，使這一電視片的播出，成為一次對民族歷史、文明、命運的全面思考…我們不能改變自己皮膚的顏色，就像我們不能改變黃河的顏色一樣。然而，我們卻必須重建中國人的文化、心裡結構。這將是一項極為艱巨複雜的文化、哲學系統工程。」
相較於過去因誤解蘭克的「科學派史學」之發達，而給予人那種「歷史是冷冰冰」的感覺，我們是可以理解為何《河殤》偏離了「冷冰冰」的感覺，甚至它過於感性以致偏離理性了，太過哀傷和憤慨而有所偏執了，這是因為它的主題訴求背負了太多的人、太久的歷史之故。因此我們可以說《河殤》是點點滴滴的「歷史」和「人」的情感累積成果，或許亦因為承受不住那沉重的情感而潰堤了，這樣的《河殤》主題訴求放在史學和報導文學上來說，它的內容必定無可避免地會犯了過於情緒化的缺點，但也由於其主題和內容的深刻性，而引起了廣大的回應和討論，所以我個人認為，就《河殤》主題訴求和呈現方式放在史學和報導文學的「形式定義」來說，它是有明顯的缺失的，但就史學和報導文學的「最初根源」及「最終目的」來說 － 本乎人性、終於社會、民族、國家，該說它是成功的。
3、有學者指出諸國歷史缺乏里程碑式的變化；又有學者認為中國封建社會為「東方專制」，「有超穩定結構、「亞細亞停滯、「朝代循環」的現象；但也有人提出中國歷史悠久、無間斷及詳密或者有「再生」的優美特點。請加以討論，並提出你個人的看法。
Answer：
大體來說，不論是「東方專制、超穩定結構、亞細亞停滯、朝代循環」等的觀念，皆是西方對中國的歷史研究，或是受到西方之研究的影響下所提出的對中國歷史的看法，就「東方專制」來說，美藉漢學家魏特夫（Karl Wittfogel）沿用了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說法，而提出了影響深遠的「東方專制主義」理論。他認為在像中國這樣的東方社會，社會生產方式並沒有像馬克思所說的那樣經歷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奴隸制，封建制和資本主義社會」等不同的階段，而是一直停留在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水平上。他稱亞細亞生產方式亦叫做「東方專制主義」，也就是說，中國傳統社會從周朝開始到20世紀為止，並沒有經歷過所謂的奴隸制，封建制和資本主義，而一直是以東方專制主義為特徵的亞細亞生產方式。這種中國式的東方專制主義社會的特徵有以下幾點：
第一，這種社會是一種「水利社會」（Hydraulic Society）, 也就是說，中國的水利工程十分艱巨，所以必須要有勞動力，生產資料，科學技術和管理體系的高度集中才能完成這些水利工程；
其次，正因為這種高度的集中，造成政治權力的集中和專制，所以中國社會一直就是專制；
第三，這是這種君主制，造成生產資料，如土地，江河等等，完全歸皇帝所有，真正的土地私有沒有出現；
第四，東方社會只有皇帝控制下的貴族，並沒有相對獨立的貴族階級；
第五，東方社會的政府對國家的經濟實行壟斷；
第六，東方社會沒有法律，專制君主意志就是法律；
第七，東方社會的專制特點具有十分強烈的穩固性。
這是由西方人的眼中所見到的中國歷史社會情況，先不從小地方挑毛病，就其西方的觀點來看，此種「東方專制」而造成「超穩定結構、亞細亞停滯、朝代循環」的見解當然是非常深刻有力的，尤其對於民國以來一股崇洋的風氣中，更是批判舊日中國一針見血的理論根據，然而，中國悠久豐富的文化豈可以「封建專制」來一言畢之！因此有人即提出了中國歷史悠久、無間斷及詳密，或者有再生的優美特點。究竟何者正確呢？底下便來探討一下。
實際上，我們都知道西方的封建與中國的周朝的封建是不一樣的，而西方所謂的專制與中國的專制亦不大相同。因為即使是封建，中國逐漸地走向以士紳知識份子為主的社會，社會上下層是可流動的，而非固定不變的體制，因此，即使皇帝權力再大，都仍有所限制的，若專制得太過分、政府危害到百姓生存利益，往往會引起「天怒人怨」的，因此便可能需要輪到下一批行政團隊來為政，這不是和民主社會中的選舉類似嗎？不過中國各朝代的第一任皇帝選舉，是需要經歷一番奮鬥就是了。
政府是以官僚權力金字塔機構。其中堅部分是儒臣（中央及地方各級官僚）。
它的下面是辦事機構和人數眾多的吏員。它的上面是皇帝。此外，皇帝還帶來兩個旁支系統：皇室貴族和宦官。皇室貴族包括皇室宗族和外戚，宦官是內廷服務人員。這兩部分人並不是一體化的國家機器的職能部分，但由於他們是與皇帝關係最密切的人，所以他們也能幹預、參加國家大事，當然亦可以成為亂政的主角。
一般說來，一個新王朝開始建立時，官僚隊伍較小，而且較廉潔，機構效率也較高。但隨著時間的流逝，機構和官員越增越多，冗官濫吏就像官僚機器中的廢物那樣，越積越厚。最後，造成官僚機器生銹、腐壞。其中背後失敗的操控者亦參雜了皇帝、外戚、近臣與宦官。
而由於儒家、陰陽家、道家、佛家等宗教文化思想的影響，每個王朝末期，當民怨沸騰之時，社會、知識份子輿論便會有王朝天命喪失、氣數已盡、五德終始的改朝換代、賢人明主將起的想法。這時，全國性的農民起義、革命、戰爭便會掀起洶湧澎湃的巨浪，巨浪後即又是一個安穩逐漸茁壯、鼎盛與衰老的朝代。
因此才會產生「再生」和「超穩定」兩者正面和反面的觀點，但卻又具有相似重心的看法。
由許多書籍我們可以知道和歸納出，這種穩定又悠久的情形，與中國傳統秩序的三個面向之核心有極大的關係，此三者即是社會、政治、文化。社會結構的核心是安土重遷的農民，政治制度的核心是承受天命的皇權，文化體系的的核心是儒家三綱五常之禮教、道家自然無為之天道、佛家解脫圓融之佛教，而儒釋道在中國是逐漸融合、相互滲入的，同理農民亦可以讀書成為禮教士紳、起義成為真命天帝，因此三個面向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這就是為何中國歷史特別穩固、悠久的原因。
由錢穆先生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可以知道中國的歷史並不是沒有變，而是有許多漸變、緩變、甚至劇變的，因此在《國史大綱》中他便說：「中國歷史正如一場音韻悠揚的琴聲，而西方則是幾場硬地網球賽」，或許有人喜歡打硬地網球賽，喜歡爭強鬥勝，甚至以此來否認我們琴韻悠揚的好處，我認為這樣是不對的，就我來說，爭強鬥勝偶爾為之可以活躍身心，而琴韻悠揚不是可以提升心靈境界、行禮樂教化嗎？「再生」不是更符合自然宇宙之道、佛家圓滿之理嗎？不是說六道輪迴嗎？不是說耶穌復活嗎？人類不也會復歸塵土而再生嗎？他們再生是要繼續爭強鬥勝嗎？目前雖然科技進步、物質享受提高，但是社會國家相互競爭、人性各種卑劣性日見…等社會、政治、經濟問題，這「硬地網球賽」的「爭強鬥勝」結果難道是我們要嗎？因此，我們的確該對我們的音韻悠揚的歷史帶有溫情與敬意的。
4、顧詰剛疑古學派史觀的建構與清末民初以來的學風有何關係？是否違背了對歷史「溫情與敬意」的態度？
Answer：
清末民初，是中國劇烈變動的轉型期，如李鴻章所言，這是「兩千年未有之變局」。中國自古以來，百姓基本所求者不過溫飽（在＜梁惠王＞篇中，孟子曾言：「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這看似平凡，其實正是千千萬萬老百姓的基本生活需求！），而在鴉片戰爭之後，朝野所求者又多一項，那就是不再挨打，兩者影響所及，便是「救亡圖存」，避免挨打、不再挨餓，是為救亡；求得溫飽、轉弱為強，則是圖存，在這樣的原則與要求之下，出現了廣大深遠與多方面的改革。
自鴉片戰爭以來，在政治上，中國試過立憲、革命、復辟、保皇、共和；文化學風上出現過中體西用、傳統至上、全盤西化，在此危急存亡之際，史學界也出現很大的震動與震憾，這就是所謂的革新思潮，新思潮造成了新史學，新史學受了西方蘭克學派的影響，影響所及有兩方面，一是對從前史料的認定，二是現今對史料的運用，前者如梁啟超在《新史學》與《中國歷史研究法》評論中國舊史是「斷爛朝報」、「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吾中國國家思想，至今不能興起者，數千年之史家，豈能辭其咎也」；後者如胡適提倡的科學方法（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王國維的「兩重證據法」，這些方法的擴大和推廣，發動了對歷史全面性的懷疑 ─ 疑古、考證、辨偽、爬梳，而影響深遠的，便是顧頡剛先生主編的《古史辨》，這標誌了疑古學派（又稱古史辨派）的誕生。
而疑古思潮的主要缺點即如李學勤先生近年所指出的：「疑古一派的辨偽，其根本缺點在於以古書論古書，不能跳出書本上學問的圈子，無法進行古史的重建。…在今天不能不平心而論，它對古書搞了很多『冤假錯案』。」結果在當時是否定的方面過度，例如最為人所詬病的「大禹是一條蟲」之說法，故當時疑古學派之缺點，就是建設的方面不足，造成了古代歷史文化的很大空白。
如此看來，顧頡剛先生疑古學派推翻了許多千百年來眾人所信仰的儒家經典和傳統古史體系，甚至因疑古過頭而導致民族歷史虛無的情形，是否違背了對歷史「溫情與敬意」的態度呢？由他晚年所作的《頡剛自傳》中我們可以探之一二。顧頡剛先生說：「現在一般人不瞭解我，但將來必有真知余者。」對照一下《史記》中描述的孔子：「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似乎可以發現，顧先生的疑古學派之最終目的一定不僅是想否定、破壞古史罷了。因此對於時人或後人對於他的批評，他說：「四十年來，為余辯論古史，不知中了幾多明槍暗箭。…『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老子》之言洵有人間經驗在也。」由此更可確定，他辯論古史是有一種更深層的意涵在內的。而對於被批評的缺點他也是知道的，故他說「《古史辨》的工作確是偏於破壞的，…《古史辨》的工作還該完成，將來地下發掘工作一定大發達，也必須將古書整理了才容易把地下實物和書籍記載相印證，從兩重證據法上作確實的考定。」、「《古史辨》希望在我死後還繼續出下去。」
實際上，疑古學派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有些成就不論是現在還是將來，恐怕都是難以推翻的，例如後來以考古學為基礎對古史的全面、科學、計劃性的考察，藉此來重建中國上古史、重新審視中國文明史、從多個角度全面地探討文明起源問題，取得了顯著的成果。這些都是疑古學派的「破」之推動，才有後來的「立」之成果，由此可知，顧頡剛先生的眼光實在是遠大的，成就實在是偉大的，而他竟然能夠承受的住許多前人、後人的批評和罵名，更是值得我們敬佩與學習的，因此我們可以知道，他對歷史「溫情與敬意」的態度實在是比許多人都深厚、強烈的，只因為那「敬意」藏在破而後立的「後立」裡，故那「溫情」很少人能夠感受到罷了。相較起來，當前台灣的政治人物借歷史作為政治工具，那些政治人物實在是可惡的，那些選民實在是可悲的，而台灣的未來更是可嘆的。又或許不然，難道那些政治人物不是另一個顧頡剛先生嗎？事實究竟如何？將來都會證明在歷史裡的，而現在不需要我們為「未來」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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