飄在人間~

史籍導讀分組報告
第一組 卜正民《縱樂的困惑 - 明朝的商業與文化》（台北：聯經，2004）



簡介+序+引言 + 第四章 秋（1642-1644）
報告者：黃泰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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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冬(1368~1450)【磚牆】、【交通負擔】、【集思成文】
報告者：黃盈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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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冬【經濟和貿易】、【貧富間的距離】+
第二章 春（1450-1550）【中央衰退】
報告者：謝一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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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春【國家與市場】、【商業】、【商業與文化】
報告者：王國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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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
第二章 春【正德年間的衰弱】 + 第三章 夏（1550~1642）【錢神】、【旅遊和書信】
報告者：張瑜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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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夏【消費與生產】、【貿易】、【時尚】
報告者：王靜敏
簡介+序+引言 + 第四章 秋（1642-1644）
報告者：黃泰翔
底下依照報告時的章節依次陳述個人的感想：
簡介：
本書作者卜正民（Timothy Brook）研究視野廣闊，成果出眾，主張從全球比較的角度，而不是孤立地研究中國歷史。此書運用一系列豐富而又鮮為人用的資料，巧妙地將木刻、地方誌、數據和文人對商業的抱怨結合在一起，他創造了一幅王朝成長過程中值得留念的社會圖畫。因此耶魯大學歷史系史特林講座教授史景遷對本書的評價：「這是一部生動的歷史著作，充滿了動感和細節。…是一個有關明人及其所遇問題和所處世界的基本情況的寶庫：磚塊、橋樑、集市、寺院、郵件、饑饉、時尚、印刷、激情和兇兆。它是第一部描述沸騰而複雜的明代生活全景的著作。」
由此簡介來看，閱讀此書可以獲得的收穫大概是「研究歷史可由另外一些材料和角度來研究（當然角度和材料是會相互影響的），如此或許可以展現層面更深入、更真切的歷史。」至於除此之外的所得呢？那些「動感」或許是另外一番收穫與樂趣，至於「細節」，或許對研究歷史者有用處，但是我個人就不怎麼想瞭解了。

序：
1.中文版：
「當時世界正日益變小…財富和機會的引誘使得某些人長途跋涉，但更多的像那位非洲奴隸，是被強迫而不是機會拖進這種空間移動的…為了賺取更大的利潤或僅僅為了生存…我寫此書時，留意到這些全球趨勢，雖然這些趨勢應被看成是影響明朝中國歷史的諸多負責原因中的一部份。」
這段引言我只是想說明「作者的全球觀點是如何的展現與他的用意-中國所處的世界在變化、中國內部也有變化（商業活動被實踐與稱頌）」，而對於此序前半部以散文的手法來陳述，個人覺得非常新鮮。
「作為一個外國人，我的看法也許會妨礙我捕捉構成那位中國人生活經歷的某些細節，但它同時也替我免除了那種基於當代中國人生活經歷而自認理解他的幻覺。…我有著靜觀整個明代社會和文化風景，而不必將明人的選擇帶到我自己生活中去的優勢。…明朝是一種可以作為我的遺產的世界文化的一部份。」
這段引言大概可以由「局內人」與「局外人」的論點來討論，一般中國人寫中國的歷史，即局內人，好處可能比較詳細，壞處則因為局內人會有所身份認同或情感等原因而造成理解上的偏差；而作者身為一個外國人，即局外人，缺點是有些事可能會比較難深入，而優點則是能靜觀，因為研究外國歷史變成一種世界文化遺產。
2.英文版：
「他尋找去中國市場路線的事實提醒我們，明朝時期的世界中心是中國而不是歐洲…本書即是對那個中心的描述。它不是一部明朝經濟史，而是一部描述發生巨大商業變化國度的文化史。這是一部關於商業在明代社會所起作用的書：財富帶來的快樂和這一快樂所觸發的困惑。」
「後毛時代的中國人，發覺他們再次生活在類似晚明時期的矛盾環境當中…如果我沒有經歷中國自1970年代以後，從農村國家社會主義到城市國家資本主義的濃縮旅程，我也許不會構思寫這本書，或不會用眼下的方式來寫。」
以上兩段引言，即是作者欲說明此書的觀看角度（由經濟看文化）和成書緣由（所處時代的相似性）。至於為何作者要強調「它不是一部明朝經濟史」，其實我們在觀看此書內容時，很明顯地可以發現，他大部分都是在陳述明朝的經濟商業變化，而陳述這些變化的原因與目的，並非「為經濟史而寫經濟」，乃為文化史而經濟，我想這是閱讀此書必須常提醒自己的一個重要觀念。

引言：明代的四季
1.明代四季的論述採自1609年的《歙縣志》：冬1368-1450（家給人足、詐偽未萌）、春1450-1550（錙銖共競、詐偽萌矣）、夏1550-1642（貿易紛紜、詐偽有鬼蜮矣）、秋1642-1644（金令司天、錢神卓地）；武斷以世紀中葉作為起迄點
2.張濤《歙縣志》：四川縣官（出色）-工科給事中（耿直）-（退居黃陂）-歙縣知縣-任命京城-遼東巡撫（頂峰）-（告老還鄉回黃陂）
3.張濤：猛烈批評商業vs道德（歙縣的貧困落後vs最富有商人的故鄉）
4.洪武的《道德經》理想=>壟斷交通、控制經濟、倡導自給自足=>商業化起因
5.社會穩定與經濟發展之間的矛盾是不斷出現的；大西洋的浪潮正由中國這個月亮牽引著，但張濤對王朝之外的循環規律和他自己世界之外的世界並不感興趣
6.角度：張濤的觀點在當地並不受歡迎，而極端的口吻吸引了作者的注意，作者試圖理解這種歷史對張濤來說有什麼意義=>嘗試著從明人的角度去寫這部歷史，捕捉對於他們深處其中的那個時空之感受
7.目的：商業有社會和文化影響=>沿著交通到商業、從商業到文化的軌跡
8.張濤預言不妥貼：覆亡危機中的社會菁英階層重新站立起來；秩序重新確立
以上引言的八點即是學生口頭報告的大綱，至於第一點以四季來談明代歷史，個人覺得蠻特別的，不過由第五點來看，張濤這種四季的隱喻是由於他對於明代當時為世界中心不瞭解，因此不能夠發現商業（或說白銀）對明代的重要性，而只將眼光放在商業對道德墮落的推動，因此在第六點中，作者才會想要以張濤的角度來看明代的歷史。
不知道有人是否發現到以上這種角度、觀點在「局內人與局外人」這課題上產生一個有趣的問題，即是說作者（局外人）正試圖以張濤（局內人）的角度來看明代歷史，或許這就是所謂「局內與局外交替使用」的表現吧！

秋：
1.丁耀亢、李挺生：士紳難民利用交通網絡和士紳身份、鬼蜮非商業vs
張濤、顧炎武：渴望回到過去的美好時刻，道德紀年法、抱怨商業化
2.士紳vs商人集團 =>文化菁英與經濟菁英緊密地結合
3.李樂：「奴僕僭越、僱工逾越、學子粗俗、士紳寫墓誌銘」之錯誤分析、浪漫化幻想vs社會結構體各層面上的社會界限正在被打破
4.社會結構體依然存在；作者提出問題：或許張濤是正確的，恢復種種秩序等中庸價值體系，因為正是這些東西維繫著中國的社會結構秩序，非僅止於明代
以上秋的四點大概就是書中這部分的重點，秋季其實也就是作者的結論，因此我們可以發現作者想說明四個重點：
一、當時明人的「文化菁英」中可分為兩類，一是對於商業化帶來道德墮落而感到悲憤的，另一則是藉由商業化而得以在亂世中求得生存，故不認為商業是鬼蜮，假如沒有商業網絡的話，許多士紳就不會從王朝嬗變中生存下來，清代的士商融合就不會發生。
二、他們似乎都沒有注意到當時中國在世界上的特別地位（因此作者寫此書才希望以當時人的看法來寫）。
三、社會結構秩序雖然看似逐漸崩毀，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結構性界限並未被削弱，他們還在統治著（被統治著），並將在下一個王朝裡繼續如此。
四、在注意到變化的同時，我們需要注意到原先珍貴的事物或制度結構基礎，如此看待歷史或事物才能在變中捉住不變的根。

總結（個人負責報告部分的感想）：
這本書的題目是「縱樂的困惑-明朝的商業與文化」，可見作者想要表達商業和文化這兩方面的關係，因此才強調他不是在寫經濟史，而內容雖然大部份都離不了商業，但文化這部分，作者則巧妙地運用了人物（官員、學者、士紳、商人）穿插來表現，而令這本書呈現了特別的風貌。另外，作者的觀點和成書原由也是蠻特殊的，這些在序裡都有談到。
至於閱讀完此書究竟能夠令人獲得什麼？如果過了一個禮拜、一個月、或一年後，大概還會記得底下幾點：一、瞭解另一種書寫歷史的角度和方式；二、瞭解當時明人對於商業的兩種感受和處理態度；三、瞭解當時的世界中心-明代的社會文化各層面是如何的；四、局外人與局內人的書寫觀點和優缺點。
當然還會有許多東西，但我相信那些都會隨著時間而漸漸淡忘（例如張濤和李樂的生平、分期的年代數字），為什麼呢？此就是個人常在想「報告對於聽眾產生什麼意義」的問題：「同學們聽完報告後一個禮拜，還會記得上台者報告了什麼嗎？我們的報告對他們有什麼益處嗎？只是把書中的大綱、因果…念出來就好了嗎？」也就是說，我是想要讓聽眾獲得一些什麼的，就像作者想要讓讀者重視文化史，而非經濟史的想法一樣，而究竟該如何達到我的目的呢？這畢竟只是報告而非演講，若想太多的話，那我的報告可能會與老師的要求不同。
2005/5/9
第一章 冬(1368~1450)【磚牆】、【交通負擔】、【集思成文】
報告者：黃盈儒

家給人足，居則有室，佃則有田，薪則有山，藝則有圃。催科不擾，盜賊不生。婚媾依時，閭閻安堵，婦人紡績，男子桑蓬。贓獲服勞，比鄰敦睦。
　　　　　　　　　　　　　　　　　　　　　　　　　　　　　　一一張濤
本書以冬、春、夏、秋四個章節的分類，道出明王朝的興衰。以每個季節意向的表態感受，作為明朝四個時期的象徵。本書引張濤的一段話作為起始。張濤為明後期的人物，以他當時的眼光及所處的環境來看待明朝前期歷史，認為是由一幅高度理性秩序及合諧氣氛的鄉村社會交織而成，也因此以冬的意向作為明朝初期的代表。
當時中國歷經元末大亂的破壞，慘遭天災人禍的摧殘，明朝初建所要面對的是國土一大片的荒地和崩盤的社會秩序。如何重整國內秩序鞏固政權，便成為明太祖統治政策之重心。
加上太祖童年時父母死於飢荒，後被寺廟收養，當過小和尚，也曾流落街頭行乞。因此在他心中一直有幅天堂的景象，那就是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每個人一輩子生老病死都在同一村莊。他也深信由少數菁英份子統治的封閉鄉村社會體系會給混亂的王國帶來秩序。
因此他不顧一切代價運用高壓和通訊手段強制推行他理想的社會藍圖，積極建立充滿秩序的農村社會。太祖的首要目標便是要使國家保持靜止不變，因此他特重安土重遷的觀念，百姓要在政府的允許下才可遷徙。如有違反，則以嚴刑峻法待之。

牆磚
里甲制度的實行，在太祖社會控制政策方面佔有極重要的地位。為重整社會秩序，太祖頒佈一系列法令，組織里甲，藉由鄉村一層層由百姓負責組織的控制，進而推行宣導國家政策，並實際負起國家賦稅搖役徵收的基本工作。本篇作者以一南京城之牆磚所透漏之訊息道出明里甲制度實行的實際情況。
　　　　　　　　　　　　　　　　　　　　　　　　　　　　　　　　　　　　　　　　　　　　　　　　　　　　　　　　　　　　　　　　　　　　　　　　　　　　　　　　　　　　　　　　　　　　　　　　　　　　　　　　　　　　　　　　　　　　　　　　　　　　　　　　　　　　　　　　　　　　　　　　　　　　　　　　　　　　　　　　　　　　　　　　　　　　　　　　　　　　　　　　　　　　　　　　　　　　　　　　　　　　　　　　　　　　　　　　　　　　　　　　　　　　　　　　　　　　　　　　　　　　　　　　　　　　　　　　　　　　　　　　　　　　　　　　　　　　　　　　　　　　　　　　　　　　　　　　　　　　　　　　　　　　　　　　　　　　　　　　　　　　　　　　　　　　　　　　　　　　　　　　　　　　　　　　　　　　　　　　　　　　　　　　　　　　　　　　　　　　　　　　　　　　　　　　　　　　　　　　　　　　　　　　　　　　　　　　　　　　　　　　　　　　　　　　　　　　　　　　　　　　　　　　　　　　　　　　　　　　　　　　　　　　　　　　　　　　　　　　　　　　　　　　　　　　　　　　　　　　　　　　　　　　　　　　　　　　　　　　　　　　　　　　　　　　　　　　　　
　　招甲　席俊翁　　　甲首　方朝張
　　窯匠　盧立
　　造磚夫　　　　　　廣福寺

南京城的牆磚大多刻有文字，這是其中一塊。其中招甲、甲首，是里甲組織的基層負責人。當時每個地區十戶分為一甲，設有甲首，由每戶人家輪流擔任。十甲集為一里，設有里長，由當地十戶富裕人家輪流擔任。而窯匠則是製作這塊磚瓦的人。類似秦兵馬俑，刻上名字已表示負責。而寺廟在當時也和一般民戶一樣，作為里甲中承當賦役的稅戶。因此廣福寺應屬於方朝張管轄的十戶之ㄧ。因為明朝賦役制度是不給服役的人工錢，但卻為他們提供飲食。因此廣福寺的任務應是
替製磚人提供飲食。而廣福寺也透露出可能的位置，使我們能夠推測出要走多遠的路程才可將磚瓦送至南京城。
里甲制創立的時候，是農村很吸引人注目的一種社會組織。但無可避免的，當時的社會比太祖想像來的現實的多、商業化的多，里甲制度下的鄉村並不是像機械穩固且毫無差別的社會穩固體。
太祖的理想並非完全不現實，南京城便是在層層嚴格的監控下，藉由里甲制推行得以成功的例證。但當隱閉的鄉村對外開放，機械性的模式不可能再帶給人民活力，甚至不能再保證賦稅的有效徵收。太祖的理想隨著明商業的大放異彩，而逐漸受到挑戰。
戶口統計
里甲制度的之基礎，與里甲制實行息息相關。國家要掌握到全國有多少人民及土地， 才可有效進行賦稅及搖役的征收。一戶如果人口數越多，所要征的稅收越多。如果國家一遇天災人禍，百姓無力負擔賦稅，便會想盡辦法游離國家互籍之外。有的尋求大戶包蔭，有的則成為商贾雲遊四方，居全家老小於船舶之中。
因此國家要掌握國土實際人口是相當困難，越到後期，太祖安土重遷的理想幾乎將被宣告破滅。政策的限制根本阻止不了人口的遷徙活動。戶口統計的數目與實際人口亦有ㄧ段差距。
交通負擔
為了有效傳達政策、加強地區控制，與應付中央和地方龐大的訊息量，便需要有完善的通訊制度作為依靠。為處理京城和地方政府繁重來往通訊信息，１３７０年成立查言司來接收官員給皇帝的奏章。後太祖為廣開言路，將查言司擴大為通政司，使更多信息反饋到皇帝身邊。通政司也因此便成皇帝和臣民之間的橋樑。
而皇帝批閱後的奏張，連同結論一起編入朝報，而朝報就成為邸報的內容主要來源。邸報是ㄧ種定期發行的政府公報。內容大多以章奏和皇帝批閱後的決定有關，加上些國內大事和官員升遷的情報。地方官員為了想迅速知道京中大事，有的便派遣專人駐京，負責抄寫邸報並遣人快馬送回。
為了處理政府急於收集和發送的數量龐大的信息和物資，明政府啟用三種在一定程度上相互聯繫的服務系統：驛傳（信使）、急遞（郵政）、遞運（運輸）：通過這些系統處理中央政府和各級地方政府間的雙向訊息傳播、穀物和其他賦稅的運輸、士兵和服役人員的運送。驛站制度還負責外國使節的護送。作者以波斯使節來訪和韓國人之經歷，為明代運輸系統詳加介紹。
驛站由兵部管轄，為銜命出使的官員、外國使節和攜帶公文進出京城的官府差使提供食宿。多設在人口集中之處，比如說縣城，每隔３５~４５公里設一站。因明朝有規定一定的距離內要花多少時間，如果超出時間將受倒懲罰。
波斯使節也是藉由驛站而順利到達京城。為了使信件能訊速傳播，另設有急遞舖。相較於驛站，它是６公里設一站，並以一天１７０公里的高速率遞送郵件。因此急遞舖構成比空間上分布稀疏的驛站網路更廣泛更高效的通訊系統。相較於波斯使者走陸路至京城，韓國一行人則經由水路赴京。
這邊所指的水路以大運河為主。大運河在元時，因漕運經由海道送至北方，故逐漸荒廢。至明成祖時期，因考量稅糧大多以南方為主，及陸上交通雍塞問題，乃重修大運河。明代大運河除了扮演運輸及南北交通動脈的角色外，因船員常藉由運輸之便，攜帶貨物至他區販賣，因此運河亦兼具商業功能。
交通手段
北方以馬、動物、轎子居多，而南方則以船為主。轎子在元朝是官員旅行的重要交通工具，至明初期，則為身分地位的標誌。到後來只要負擔的起，人人都可乘轎，只要不違反政府的規定，例如外表禁止使用紅色，五品以下不能用綠色等。明朝是舟多於車的時代。有因應不同水文狀況或不同目地的船出現，包羅萬象。

集思成文
明代一般人受教育的機會難求，因此國土內文盲仍佔多數。為了使國家政策有效推行，以強化社會控制之效果，太祖便建立一種公共宣傳亭制度。在那裡地方官員張貼或公佈地方事務。並設有旌善、申明二亭。旌善以宣揚有德者之功德，反之，申明已公佈犯罪者之罪行和名字藉以警惕百姓，以達教化之目的。
刻印
明太祖了解到思想能在社會自由流通的好處，卻從未想要控制出版業，或是禁止某些書籍的出版。相反的，太祖通過大量印製他想要人們閱讀的書籍來控制出版業。例如大誥、教民榜文等。藉由大量印製，使書籍廣泛流傳一般百姓之中，藉以宣導太祖強化社會控制之理想。













第一章 冬【經濟和貿易】、【貧富間的距離】+
第二章 春（1450-1550）【中央衰退】
報告者：謝一鳴

經濟與貿易
關於明代前期的經濟與貿易部分，主要是以洪武皇帝心中所認可的穩定安寧社會為中心，洪武皇帝兒時的悲慘經歷促使他希望將他心中的「天堂」推廣致人間，因此他運用了各種不同的政治手段來進行他的理想，更同時也為了針對元末以來歷經天災人禍、滿目瘡痍的社會所進行的改造，但他心中也很明白商業是不能以政治手段強行控制的，故他僅以溫和的手段來稍加管制而已，像是控制市場的物價，除了穩定物價外，也是為了解決元末以來通貨膨脹的情況。
另外他限制白銀的流通量，想以紙幣取代之成為貨幣的主流，但這個政策最後是失敗了，最主要的原因是紙幣並未在人們心中建立起信心，以及明成祖的海外貿易行動大大的刺激了白銀的產量和流通量，反造成白銀的流通大增。故明太祖欲盡力維持的冬日靜謐景象，已經由商業的發展逐漸轉變為經濟基礎動搖社會秩序脫序的春日景觀。
而有關於明代商人的起源，根據明代以經商聞名的山西省情況判斷，當地人因無可耕作之地，轉而從事商業，由於生產力低落至不足以維持生活，商業的選擇其實是一種絕望性的行動，這些人從事的大多是低水準的零售業，但卻由於這些走街串巷的零售業，保證了明代前期的經濟得以順利進行。
對於商人而言，貿易的關鍵就是市場，在明代前期以永久性市場和定期開放的集市為主流，而其中更有如南京、蘇州一般的大都市，中多含有全天性開放的市場，市場網絡將各種資源集中於各地的區域性中心，明代前期的社會就是建構在這種令政府意想不到的方式之上。
另外明代前期的大城市的市場皆有出售有錢人所需的昂貴物品，但僅僅再如南京、蘇州或國都北京這樣的大城市裡專門服務士族消費者的市場方有販售，而從這些行頭當中就可以對當時有錢人的生活情況窺探一斑，1388年由曹昭所著的《格古要論》於南京刊印，此書的中心論點在於論述古董、古物的中心文化價值，且將擁有者和令人嚮往的過去聯繫在一起，有讓人予想像的空間，此書有界定士紳身分地位的功用，使渴望獲取身分地位的人能找到晉升的途徑。

貧富間的距離
明代前期因商業發展，現了土地大量被佔有的問題，明太祖為了解決此一問題，實施了不少措施，像是建立里甲制度、減輕賦稅較重省份的稅收，更不忘記提醒地方官員警惕逃漏稅，但種種的措施和警告都未能阻止土地佔有情況的惡化，而土地佔有僅僅是明代前期社會財富不平衡現象的其中一種現象而已，當時不少的望族大家經由走私獲取暴利，再以科舉或與政府官員交陪、結親等等手段換取社會名望地位，這就是士紳階層逐漸的形成的過程。
而在當時除了文化資產的掠奪以外，有著更嚴重直接的災害，1434-1448年間一連串的乾旱、洪澇、蝗災侵襲著北方大部地區，故洪武皇帝以往致力維持的農業穩定秩序社會開始出現了裂痕，首先於福建沿海山區爆發了鄧茂七的叛亂，但此叛亂原因除卻上述因素之外，另一項重要原因為白銀的流通。故商業的發展以及白銀的流通，使地主和佃農的關係起了急速轉變，以白銀為度量的純粹經濟關係將會決定中國權力的等級結構。


第二章 春（1450~1550）
中央衰退
明代前期士紳階級的形成，與土地的大量佔有有密切關聯，而土地正是明代前期自給自足農村經濟社會的經濟基礎，故至明代中葉後，洪武皇帝賴以維繫國家的農業社會經濟型態已漸漸轉弱，代表著商業貿易技巧及競爭激烈意識已取代了安土重遷的樸實農風。
1430年代中期以後，中央政府開始尋求增加中央稅收的途徑，然而此時大部分的稅收仍是以人力來評估，故稅收難以有明顯的增加。1490年時，地方的強制性力役已慢慢為貨幣取代，1507年全面實行以貨幣代替人力役，至16世紀末，所有通過里甲徵稅的徭役已全部轉變為按田畝數徵收稅銀，這正是「一條鞭法」的實施。
徭役的消失，雖使中央稅收增加，但也代表中央的力量逐步為地方政府一點一滴的吸收，中央將稅收之事交由地方政府全權負責，完全不過問一切，只要求地方官員完成定額的稅收，在此種情況下，地方官員中飽私囊、欺壓百姓的情形屢見不鮮，地方官員不理會中央政府的官制，我行我素，使得中央權力分散，大為衰退，而在面對天災和苛稅的壓力，許多人民逃避註冊登記戶籍，離鄉背井，逃近省縣之間的山區之中，形成地方上流民數量大增，大量流民的出現成為明代社會中的一個重大隱憂，牽扯到的不僅僅是社會結構破壞，更關係到明帝國的存亡命脈。









第二章 春【國家與市場】、【商業】、【商業與文化】
報告者：王國全

國家與市場：
明代中葉，因其經濟逐漸發展，於是有些人開始反思社會如何運作、並思考國家在這波浪潮應扮演何種角色。且由於商業逐漸發達，國家與市場間的互動也更趨頻繁。兩者間的關係，大概可從以下兩點可看出。
a. 丘濬的新建議：丘濬他認為社會是地區經濟的基礎；商業為各地區經濟製造聯繫，而國家介入只是為了調解可能出現威脅市場的情況發生的危機。且在丘濬看來，貧富的分化並非因為商人，而是由於錯誤地制定國家商業政策。他承認傷人的活動會對民風產生負面的影響，致使一種他認為的危害人民道德素質的鋪張消費有可能出現。但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商人的活動也決定國家徵集所需資源的程度。沒了商人，國家賴以發展財政的經濟便會失去功能。於是他提出幾項建議：1.國家不應該經營手工業而應容許商人管理生產。2.國家不應壟斷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如：鹽，以求徵稅。他應該容許鹽再開放的市場中流動，並以土地為本的稅收作為替代。3.丘濬他本身注意到，明律只限制未經認可的貿易，但並沒有禁止海上貿易，所以他反對當時一些士大夫所提出的禁止海上貿易政策，並相信它更能促進國家利益。最後，他認為國家不應利用穀物貯存去影響季節性的價格變動，反而應該讓商人自由地因應需求以市價使穀物流通，更進一步來說，他反對穀物商業化，他怕說再飢荒發生的時候，人們只有錢但沒有糧食的窘境出現。
b. 商稅：在於內部的關稅方面，早期因為商業不像明中葉那樣發達，且明初並沒有認為商業稅收可以成為國家一種新的重要收入，所以在關稅方面，國家對於商人只稍具壓榨性，且所有貨品都有一定的定額規限。但是，關稅在明中葉又增加的趨勢，尤其在正德年間，設立稅課局由太監和錦衣衛負責收稅，並直接送交皇室。到正德死後，稅課局才被以「病商」為由廢除。除了內部關稅之外，政府還向零售商收取一種名叫「門攤稅」的商稅，就像現在的營業稅一般。此睡在1425年推行，為了挽救政府日漸衰退的紙幣流通。但明中葉，紙幣被視為沒價值的時候，一些官員反而認為是門攤稅導致商業活動的蕭條，於是在1528年廢止。

商業：
在明代中葉，商業逐漸發達，而在這過程之中比較具有重大意義莫過於海上貿易的發展，且海上貿易的興衰過程可說是戲劇性的發展。
在明代早期的意識形態並不希望使中國成為一個遠洋貿易的國度。但是如果得到許可的話，明律是准許進行海上貿易的。除了所謂的軍事戰略物資外其他都可以出口。在進口方面，外國貨品是可以輸入的，但要經指定的港口進入和評定關稅。「大明律」對較大的船隻訂有某些限制，對小船則是沒有。這主要的目的在於限制從事海上貿易的大商賈的財富發展。然而，對於不遵守這些限制，或購買貯存未經批核的的外國商品，將受到嚴厲的罰款。本來這些罰款的目的在於使政府能取它在貿易的高利潤中的一份，但後來卻成為積極地困擾海上貿易的重要因素。除了以上的因素之外，當初鄭和下西洋逐漸被人誤會別有企圖，且海上貿易也常被誤會冒充政府官員和東南亞諸國交涉。在以上種種因素之下，政府便漸漸反對海上貿易，即使政府如何反對，但民間卻依然繼續進行海上貿易的活動。
在1617年，一份漳州的調查報告李的一句話，「成弘之際，豪門巨室間有乘巨艦貿易海外者。…..」顯示出，明代中葉，一些有錢人大致都是有從事海上貿易，且福建沿海與東南亞的海上貿易在規模及其利潤上街有所增長。也因為如此有利可圖，以致商人寧願冒著翻船核失去貨物的危險出海，也不願延遲出海和失去生意。海上貿易有利可圖，於是各家之間的競爭也彼此激烈起來，在1520年時，已成為具有武裝形式的貿易型態。然而政府為了處理這種亂象，於是在1520年以後，更加嚴厲地管制對外貿易，且刑部於1524年頒布一系列新的限制及禁令，主要目的在於中止對外貿易。由於禁令的影響，使得中外商人只能在鎮壓海盜的官員的視線外進行貿易。當貿易增加，鎮壓的行動緊接而至，於是那些商人便起而反抗，便成為當時所謂的「倭寇」。直至1560年，貿易重開，這種緊張狀態才得以解除。

商業與文化：
明代商業發達，使得城市市場與農村農業生產的距離漸漸縮小，使得不論士紳階層或市井小民都漸漸潛移默化，逐漸染上商人的習慣，或者混雜而形成新的文化特色。商業與文化之間的影響可重以下三方面可看出。
a. 商人進入官員的文化圈子：商人之所以進入官員圈子，並非他們對政治有所興趣，而是因為當時的商人十分有錢，使他們帶來不少的社會關注，對他們影響最大的莫過於官員對他們的印像，他們總要和官員保持連好的友誼關係，以便減少關府的掠奪的危險，並且在與其他競爭者有利益衝突時取得官員的支援。於十他們必須找方法進入士紳的圈子，藉此鞏固他們商業利益，也就是我們現在的官商勾結昰一樣的。對明代商人而言，他們都知道跨越商人與士紳的身分隔閡昰有許多好處的。
b. 書籍大量出版、普及化：明代因其商業不斷的發展和發達的印刷術，剛好使書籍有大量出版的良好背景條件，且因為以上的條件之下，書籍便以廉價而大量地發行各種各式各樣的大眾讀物，賣給比積極鑽營的官員更為龐大的讀者群。在這大量的書籍之中，不乏有關於商業的資訊，以及生活資訊，於是[ˊ們在接受知識之餘，文化習慣也漸漸深受影響。
c. 官僚間的鑑賞力：明初，商業並不像明代中葉般的發達，所以在當時後甲地跟乙地的東西即使一樣也沒啥特別，但在明中葉，商業發達，彼此地區間的貨物流通十分發達，於是本來相同的東西便漸漸有了差別之分，因為外地來的貨物多了其運輸成本，這成本往往並非一般人所能負擔的。於是當時有錢人，便會購買這些外地來的昂貴物品來來顯示我昰有錢人之類的，因此藉由對物品的鑑賞，便成為當時人們分別人貧富的根據，也成為一種與商業發展而起的新文化。











＊缺
第二章 春【正德年間的衰弱】 + 第三章 夏（1550~1642）【錢神】、【旅遊和書信】

報告者：張瑜紋















第三章 夏【消費與生產】、【貿易】、【時尚】
報告者：王靜敏

消費與生產：
 隨著產品生產和消費地區間的不斷分離，越來越多的人需求他們自己不再生產的糧食﹙和衣料﹚，而這些在以前都是他們自己生產的。
 一個跨地區的經濟體，或者說一個全國性的經際統一體正在形成。
 在萬曆年間勸說富人救濟飢餓災民，成為最常見的救荒手段，同時也是最易行、最省錢的辦法。
 明後期災荒時，地方官員仰賴於尋找地方人士資助商業性的糧食輸入來平息憤怒的受災貧民，保證地方經濟免於崩潰。
 經濟史學家吳承明認為明末清初市場上的大部分糧食不是作為商品生產的，而是作為餘糧進入市場。他將糧食的商業流通看作是一個餘糧收集和重新分配的過程，大體上是正確的。
 但嚴格來講，大多數投入市場的糧食或許不是作為商品被生產，但是商人們是抱著它可以被出售的目的收購糧食的。
 人們依賴市場取得糧食，於是糧食市場促使其他物品的商品生產成為可能性，其中尤其是紡織品。
 以上海西北部生產棉花的嘉定縣為例，商人們運進糧食，運出棉花。假如糧食不可能獲得，棉花也就不會被種植。
 紡織品的生產是由一系列的生產環節組成的。從棉花、桑樹的種植到線紗、蠶絲的生產，再到織成布以及最終生產出成品。
 每個生產環節都經由商人們來往於地區各級市場控制的交換行為，將不同的生產階段納入一個連續的生產過程。商人們購買軋過的棉花賣給紡紗者，再購買他們手中的紗賣給織布者，然後將織布者織成的布批發給布匹零售商。
 有的研究者認為中國的紡織業工人同樣地被吸收到了包買商制度，同樣邁進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
 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強調的是商人依靠資本的力量控制生產過程，而不是操縱或壟斷地方市場。資本主義的包買商是從內部控制生產過程，而明朝後期，商人們通過在生產過程外部獲得利潤的方式對家庭紡織業生產進行控制。
 田中正俊強調歐洲包買商制度和中國以產品換原料的制度間的不同，後者「不能被認為是促進發展的力量」﹙這裡的發展指的是向資本主義制度的過渡性發展﹚，因為它沒有改變生產關係。
 明代後期的商業經濟內，的確出現了不同於前期的消費性經濟的東西，也不同於明中期的大規模的剩餘農副產品的重新分配，但也和同時期出現於歐洲的生產關係有很大的區別。
 明代後期中國並沒有產生資本主義，這並不是說中國在產生「資本主義」上失敗了；而是說，它創造了一個廣泛的市場經濟。
 將農村和城市的勞動力組織到一個連續的生產過程中來，卻沒有瓦解作為基本生產單位的農村家庭﹔重新組織了消費模式，卻沒有將生產和消費完全分離。
 商業經濟中以物品生產者和商業性服務提供者的身分出現的婦女，最明顯的是紡織工人、小商販、妓女。
 宋應星在《天工開物》裡，他讓繪圖者畫成婦女照料絲蠶和操作紡輪，而在織機後面畫的都是男子。
 從經商到賣娼只有一步之遙，有的士紳將女子經商與其他形式的道德淪喪聯繫在一起。
 擁有妓女賣身契和青樓的無一例外地都是男人，作為經濟機會主要屬於男人。以勉強維持溫飽的便宜價格雇傭女性勞力是經營型男性進入商業經濟的途徑之一。

貿易：
 １６世紀中葉，大量白銀流入中國市場，引起社會行為的巨大變革，道德與金錢價值的轉變。
 講求實際的儒士們已經不能滿足於通過道德的提示來試圖扭轉道德和金錢間的不平衡，而是被迫尋求更有效的方法來平衡金錢和道德。
 用貴金屬的花費量來測定道德功善，為在儒家道德經濟中給銀錢一個正當的地位開闢了道路。
 在明朝最後的幾十年中，另一些知識分子採取了完全不同的態度，他們不是將道德價值附加於銀錢之上，而是主張道德和金錢是兩種不同的價值體系，不能彼此混淆。
 陳子龍和徐光啟通過反對混淆金錢和道德價值的論述，公開承認白銀是明代後期生活中的現實存在。
 商人在中國經濟中和社會中的地位到明代後期才得到提高。
 獲得成功和財富的商人開始尋求進入更高的社會階層，商人們渴望得到士紳身分，樂此不疲地嘗試各種方法來實現從商人階層到士紳階層的轉變。
 建陽出版商余象斗將自己打扮成學者模樣的肖像插入書的目錄後面，將自己的筆名印在封面和每卷卷首…等等方式。
 在中等商人的眼中，士紳的身分是遙遠的、永遠也無法企及的東西，他們所想的只是如何在商業中獲得成功。在17世紀早期刻板的商人道德指南就精闢地反映了中等商人階層中的保守思想傾向。
 貫穿《客商一覽醒迷》一書的鮮明主題是道德比一味地追求利潤更重要。在評議部分同樣鮮明的觀點是穩定的長期利益的獲得需要誠實而不是欺騙；藉此一觀點，儒家思想的主題被改造用於商業目的。
 在儒家倫理道德的商業化改造中，「利」在道德上是中性的，只要它是通過誠信的手段獲得的，而且沒有超出社會的公認標準。

時尚：
 明朝後期人們追逐時尚的熱情並不像《客商一覽醒迷》的作者可能想像的那樣，是複雜的道德淪喪的產物。它是商業化的簡單後果，這時無數新富起來的人在追求社會地位︰有更多價值昂貴的東西要賣出，有更多的人能買得起這些貴重物品，有更多的對原有社會地位標誌的可靠性的憂慮和不安。
 人們以服飾挑戰自己在階級社會中的地位，到了1560年代，那些服飾上的禁令幾已失去了效力，不論是士紳或平民都同樣地穿戴他們喜愛的奢華服飾。
 明朝末年，士紳同時扮演了時尚變化裡的代言人和反對者的雙重角色。當每個人都開始追逐原本應屬於士紳階層的東西時，這些士紳試圖以不斷修改審美規則來維護他們優於後來者的特權地位。
 進入貴重物品的領域後，時尚追逐的人群就變得小了。由貴金屬〝金銀〞做成的東西，例如金質食具、銀質香爐等等，只有那些極其富有的人才能買得起。
 明朝後期的士紳文化品評家們自我保護的反映，就是否認奢侈品的文化象徵價值，宣稱擁有這些東西是極端粗俗的表現。
 在物件的時尚追求上，文化象徵價值高於經濟價值。
 追求商業性的性享樂，不僅僅是財富的體現，它同時也是社會地位差別的表現手段，例如高級藝妓與孌童。
 許多士紳和高級藝妓的結合，男子都是社會地位很高的人。
 孌童之所以具有區分極少數精英和大多數民眾的功能，關鍵在於它的商業特徵，是在公共的買賣或租賃市場上的契約性社會行為。
 賦予男性同性戀以社會力量並將男童與青樓女子區分開來的東西不是金錢。它是纏繞在中國文化反對「男色」的社會和心理壓力周圍的一種特殊財富。
 張岱在敘述自己年輕時代所追求的各種情趣時，間接地寫到自己和家中男童的關係。在他譴責明代後期的墮落和為他親眼目睹與聽任明朝垮台的不忠行為而懺悔時，心中仍懷著一種對逝去時光的深深眷戀。那時他悠閒自在地在上層社會的圈子裡徜徉，在那裡，狎童將位於社會金字塔頂端的人們與其他人分別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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